東亞區域整合下台灣迫切危機

5月13日中日韓三國於北京正式簽署《中日韓關於促進、便利和保護投資的協定》。該投資協定談判自2007年啟動以來，歷時5年先後進行13輪正式談判和數次非正式磋商，協定的簽署對於三國經貿合作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該投資協定將為三國投資者提供更為穩定和透明的投資環境，促進經貿活動更趨活躍，達成東北亞區域經濟的共同發展和繁榮。面對中日韓三國積極參與區域經濟整合，馬總統於15日指出，政府正與新加坡和紐西蘭洽談進一步推動貿易自由化，創設台灣經濟自由化的完善條件，提昇台灣參與區域經貿整合之國際競爭力。

自由貿易談判基礎

作為中日韓第一個促進和保護三國間投資行為的法律文件和制度安排，該協定的簽署將為中日韓自貿區建設提供重要基礎。自貿區談判涉及很多領域，投資屬於其中的一部分，投資協定的簽署是三方已達成共識的體現，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協定為企業提供制度和法律保障的同時，也在為未來中日韓自貿區的建立做準備。

檢視中日韓三國之GDP總額高達14兆美元，外貿總額6.4兆美元，建立自貿區將使三國在一個全面的制度性框架下開展內容更廣泛的三邊合作，實現三方共贏，并將進一步推動東亞經濟一體化乃至亞太地區的經濟發展。惟目前三國間相互投資僅占對外投資總量的6％。這與三國間貿易額巨量增長的狀況不合。中日韓三國間貿易額從1999年的1300多億美元增至2011年的6900多億美元，增長超過4倍，中國已連續五年成為日本、韓國最大貿易夥伴。

區域經濟發展理論是研究生產資源在一定空間區域優化配置和組合，以獲得最大產出的學說。由於生產資源是有限的，但有限的資源在區域內進行優化組合，可以獲得盡可能多的產出。中日韓自由貿易區關稅減讓後的貿易創造效應，將有力拉動三國間相互的經濟需求，並能透過消除貿易壁壘，優化區域內各國的資源配置，進一步提升三國間貿易量，從而推動三國經濟整合，實現三國互利共贏。

經濟戰略結構調整

熊彼德﹝Schumpeter, Joseph A﹞的創新理論架構中，經濟研究的核心問題不是均衡，而是經濟發展結構的轉變。從戰略高度看，中日韓自由貿易區的建立順應了國際經濟發展、國際產業轉移分工和國際經濟結構調整的大趨勢。目前東北亞還沒有任何雙邊或多邊自貿區協定，這與其全球經濟增長引擎的地位並不相稱。儘管自貿區的建成或許會衝擊部分發展滯後的產業，但對於中國而言，建立中日韓三國自貿區，另一層積極意義係考慮中國目前正面臨經濟結構轉型的關鍵局面，這也意味著機遇。參與區域經濟整合，中國可淘汰落後產能，進一步優化產業結構；另一方面，可通過產業合作，吸收日韓先進產業發展經驗，以加快產業結構升級。

台灣發展路徑抉擇

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後，區域經濟發展處於新的階段，面對國內外形勢激烈的變化，區域經濟發展戰略選擇不僅攸關中國的區域經濟穩定增長，也影響中國綜合國力在全球的競爭力。中國對外經濟發展長期戰略部署觀察，中國優先選項為拉攏曼谷協定的五成員國（南韓、印度、寮國、斯里蘭卡及孟加拉），次為東協國家，進而聯合日韓共同發展東北亞之戰略目標。由地緣戰略佈局之角度觀察中國此佈局之謀略，中國在思考確保其周邊東北亞、東南亞與南亞三角佈點基礎之穩定，由南北夾擊向東協擴散其政經勢力之擴張，突破美國於太平洋地區之獨霸地位。

中國發展策略的變遷路徑在政府和市場雙重力量的牽動下，除了考慮各區之生產能量及發展規模外，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大格局的戰略架構中，充分展現對外開放市場的戰略思維。經濟崛起後的中國已成為東亞各國共同的機會與風險，並對美、日兩國以往在亞太地區的領導地位造成挑戰。

後ECFA時代來臨，兩岸現階段經濟發展與合作已處於一個非常重要的轉折時期，過去一年間，台灣核心產業如電子產業與化工產業均面臨岌岌可危之窘境，但我國執政黨與在野政黨，對我國加入區域經貿整合之產業戰略結構調整之公共政策主張卻南轅北轍，乏善可陳。面對中國新一代領導人積極與東亞各國交往，台灣有可能逐漸被「邊緣化」，如果台灣不再是美中積極拉攏的對象時，中國在考量對台政策時，將產生本質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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