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論－愛之適足以害之，回歸法治才是正辦
蘇迪勒颱風橫掃，舉國災情不小。唯幸者，反課綱陣營在災前退場，媒體焦點終於從人為抗爭轉向天災控管；這次，也終於少有人批評颱風假放得不對，因為家家戶戶多少都有災情要善後。從正面思考，這場籠罩全台的超大風雨，就像一劑「政治激情」的退燒針，但願能讓朝野回歸冷靜，因為除了政治鬥爭，台灣當前還有更多重要的挑戰要面對。
我們之所以要特別提到「反課綱」與「颱風假」，在於這兩者代表了兩種令人憂心的台灣現象。前者仿效318學運，企圖以少數顛覆多數，危及「少數服從多數」的民主精神；後者則反映政府的管家婆作為經常不被領情，執政者自認在各方面為民著想，卻鬆懈了人民的風險意識與責任感，同理適用在台灣父母對待兒女的態度。愛之適足以害之，刁民與媽寶都不是一天養成的，如果不及時扭轉，台灣社會將陷於卸責諉過的惡性循環中。
東亞的近現代史經歷殖民與戰火，殖民者/侵略者與被殖民者/被侵略者之間存在複雜的恩怨情仇。殖民者/侵略者淡化自身犯行，被殖民者/被侵略者強化民族意識，都是可以理解的現象。但鮮少像台灣內部這樣，對於當年的殖民者竟存在憎愛分明的兩股勢力，進而又分別與統/和中友日、獨/反中親日的政治理念結合。因此，當韓國正計劃將教科書的主導權收歸國有之際，歷史課綱在國內卻淪為「一個台灣，兩種認同」的政爭工具。
平心而論，近現代史觀從來都是為執政者服務，沒有人能宣稱自己代表絕對真理。21世紀的前八年，台灣首次政黨輪替，扁政府以「撥亂返正」為由翻修歷史課綱，過程歷歷在目。同樣的編審流程在扁時代不會被指為程序不正義或黑箱，到了馬時代卻全被污名化，說穿了，就是「雙重標準」在作祟。而「雙重標準」的操作之所以越來越順手，關鍵又在於馬政府畏於社會觀感，在執法上一再退讓，綠營又見縫插針，結果不僅導致公權力不振，更讓法治蒙塵。
事實上，反課綱學運誇大了課綱的影響力，卻簡化了從課綱到教科書再到歷史教學現場的方方面面。首先，台灣社會重數理輕人文，不少高中生早已把歷史課當成睡覺補眠的營養課，歷史老師的無力感又有誰關心？家長肯花大錢讓學生補數學、理化、英文乃至國文，卻很少聽聞專門補歷史。這才是反課綱運動無法引起社會廣泛共鳴的主因。不少從太陽花以降一直為台灣史請命的歷史學者，自以為在創造歷史，卻可能弄巧反拙，讓更多學生與大學系所選才避開歷史學門的「是非」，甚而斷送新生代歷史學者與中學教師的生機。
其次，高中歷史教師當然不乏有心者，有些人教思辨，有些人教信仰，不論課綱怎麼改，他們都不會照本宣科。況且，以前封建時代，禮失尚可求諸野，如今開放社會，多元論述，百家爭鳴，所謂「課綱洗腦論」，根本是欲加之罪。
青年是國家未來的主人翁，當然有資格表達意見，但青年身為民主社會的一員，當然也有義務守法守紀。日本高中生為了抗議右翼首相安倍晉三強推「安保法」，日前也上街頭示威，但沒人盤據公署進而夜襲破壞，這正是民主法治精神的展現。
反觀新世紀的台灣，街頭抗爭從紅衫軍、白衫軍、太陽花到反課綱，規模一次比一次小，示威族群一次比一次年輕，手段卻一次比一次激烈。不幸的是，此次反課綱學運因為有抗爭者自殺、有抗爭者喊出別讓日本不開心，更有抗爭者公然咆哮父母對國家沒貢獻，即使最終「出關播種」，以不幸中的大幸收場，卻已在社會拉扯出一道鴻溝、在兩代間投下一道長影。
更因為台灣社會濫情理盲先於法治，政客好施小恩小惠，經常為了特例而破壞通則，對部分學運參與者的違法行為「高高舉起，輕輕若下」正是顯例。長此以往，無疑鼓勵「革命無罪，造反有理」，不論政黨再輪替幾次，社會都將處於惶惶不安的危境。
人治是短暫的，唯有制度可持久，然而賤踏法治容易，維護法治艱難。德國總理梅克爾日前當面拒絕一位非法移民的「法外施恩」請求，令小女孩淚灑現場，她卻不為所動，那是舉國上下深厚的法治底蘊支撐才能辦到。台灣總羨慕別人能，自己不能，卻從不起而行，政治人物甚至率先知法玩法，教壞囝仔大小，如此國家發展又如何可長可久？
